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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碳交易体系中，“抵消机制” 是平衡企业减排压力、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设计 —— 简单来说，它允许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项目产生的 “减排量”，来抵消自身部分碳排放配额缺口，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 “减排之外的合规选项”。而 CDM（清洁发展机制）与 CCER（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），正是全球与中国碳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抵消机制工具，二者既存在逻辑关联，又有明确的适用场景差异，搞懂它们的运作逻辑，才能真正理解碳交易的完整生态。
先从CDM（清洁发展机制） 说起，它源于《京都议定书》，是最早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的跨国碳抵消机制。其核心逻辑是 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”：发达国家企业若自身减排成本高，可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低碳项目（如风电、光伏、垃圾焚烧发电等），项目产生的 “经核证的减排量（CER）” 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；而发展中国家则能通过项目获得资金与技术，推动低碳转型。例如，某欧洲企业投资中国某风电场项目，该风电场替代传统火电产生的减排量，经联合国相关机构审定核查后成为 CER，欧洲企业购买 CER 后，即可用于完成自身的碳排放履约。
不过，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，CDM 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：一方面，CER 的审定流程复杂、周期长，且受国际碳价波动影响大；另一方面，其主要服务于跨国减排合作，与各国国内碳市场的衔接存在壁垒。因此，针对国内碳市场需求，CCER（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） 应运而生，它是我国自主设计的国内碳抵消机制，2012 年由原国家发改委正式推出，2023 年重启后进一步优化了规则。
CCER 的运作逻辑更聚焦 “国内减排资源利用”：国内企业或机构开发的低碳项目（如林业碳汇、生物质发电、甲烷回收利用等），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审定、核查后，产生的减排量可成为 “CCER”。在全国碳市场中，重点排放单位（如发电、钢铁企业）可购买 CCER，用于抵消自身不超过 5% 的碳排放配额清缴量 —— 这意味着企业若配额不足，无需全部高价购买配额，可通过 CCER 补充，有效降低履约成本。例如，某钢铁企业年度需清缴 100 万吨配额，若购买 5 万吨 CCER（按 5% 上限），则只需再准备 95 万吨配额，大幅减轻资金压力。
对比来看，CDM 与 CCER 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三个维度：适用范围上，CDM 服务全球气候治理，CER 可用于跨国履约；CCER 则仅限国内碳市场，用于抵消国内企业配额缺口；项目类型上，CDM 项目多集中于能源替代、工业减排等领域，且需符合联合国规定的 “额外性”（即项目若不获得 CDM 支持则无法落地）；CCER 项目则新增了林业碳汇、海洋碳汇等生态类项目，更贴合我国 “双碳” 目标下的生态保护需求；审定机构上，CDM 由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（EB）及认可的国际机构审定；CCER 则由我国生态环境部认可的国内机构审定，流程更适配国内项目实际情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抵消机制并非 “无限制使用”，而是有严格的比例与合规要求。以全国碳市场为例，CCER 的使用比例不得超过企业年度应清缴配额量的 5%，且项目需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备案（2023 年重启后新增项目暂未开放），避免过度依赖抵消工具而削弱企业自主减排动力。同时，无论是 CDM 还是 CCER，项目都需满足 “额外性”“监测透明性” 等核心原则 —— 即减排量必须是 “额外产生的”，且项目需建立完整的监测报告体系，确保减排成果真实可追溯。
对企业而言，理解抵消机制的价值不仅在于 “降低履约成本”，更在于 “挖掘减排资源价值”。例如，农业企业可开发林业碳汇 CCER 项目，将 “种树” 转化为可交易的碳资产；垃圾处理企业可通过甲烷回收项目产生 CCER，实现 “环保 + 收益” 双重价值。而要精准把握这些机会，就需要掌握抵消项目的开发流程（如审定备案、监测核查）、交易规则（如 CCER 的定价与交割），以及政策动态（如 CCER 项目类型的调整）。
当前，我国碳市场正处于扩围升级阶段，CCER 机制也在不断优化，未来有望纳入更多项目类型、放宽使用比例，抵消机制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。无论是企业想通过 CCER 降低履约成本，还是想开发抵消项目盘活减排资源，都需要先夯实碳交易与抵消机制的专业认知 —— 这不仅是应对碳约束的必要准备，更是抓住绿色转型红利的关键前提。
来源：碳云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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